近日召開的全國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大會提出，要全面落實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突出重點區(qū)域、行業(yè)和污染物，強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復，有效防范風險，讓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不過，我國首次開展的土壤污染狀況調查結果表明，全國土壤污染狀況總體不容樂觀，耕地土壤環(huán)境質量堪憂?！督洕鷧⒖紙蟆酚浾咴诙嗟靥皆L重金屬污染土壤示范修復區(qū)發(fā)現，土壤污染治理成本高、標準不統(tǒng)一、再利用較難等問題正成為我國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攔路虎”，亟待國家有關部門進一步創(chuàng)新機制完善政策，大力整治，打好土壤污染防治“攻堅戰(zhàn)”。
66畝地治理花費407萬元：
“種一輩子玉米都回不了本”
在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南丹縣車河鎮(zhèn)駱馬村紅星屯的一條小溪邊，41歲的村民陸啟善戴著草帽、手持鋤頭與母親在玉米地里除草施肥。記者看到，10幾公分高的玉米苗顏色發(fā)黃，顯得柔弱、細小，鋤頭觸地發(fā)出“梆梆”的聲響，附近還有一些地塊裸露著……
“溪水被礦山污染，雨季淹上來導致土壤被污染。我家地里種莊稼半死不活，種玉米也結不出棒子，一家人的口糧都成了問題。”陸啟善回憶起過去依然苦澀。
被譽為“有色金屬之鄉(xiāng)”“中國錫都”的南丹縣是珠江流域支流刁江發(fā)源地，也是全國重要的多金屬群生富礦區(qū)。陸啟善所在的村屯附近曾有幾十家選礦點。未經處理的廢水直排以及尾砂隨意堆放，造成了土壤中砷、鉛汞的含量超標，地里長不出莊稼，陸啟善和很多村民都因此陷入貧困。
2011年2月，國家《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guī)劃》將南丹縣列為全國重金屬污染重點防控區(qū)之一。同年8月，該縣啟動系列污染治理修復項目，紅星屯治理項目是大廠銅坑河道重金屬污染治理與環(huán)境修復工程的重要內容。
“資金和技術是土壤污染修復的最大門檻。”南丹縣環(huán)保局有關負責人說，紅星屯項目治理面積約66畝，主要包括河道清淤、砌筑河堤、挖運土方及污染地塊整治等。“該段治理工程審計結算價格是407萬元，除以66畝，大概每畝投入6.1萬多元。”有農民感慨：“種一輩子玉米都回不了本。”
“大部分資金花在了河道清淤和砌筑河堤上。” 這位負責人對記者說，受污染土壤主要采取客土覆蓋法治理，回填一層厚約50厘米的非污染土壤，從而達到治理目的。
治理過程也是一波三折。
“地如果還能種，我們也不愿意交給政府治理，因為確實不能種了，才交給政府治理。整個治理過程不讓村民參與。”陸啟善說，剛開始回填的新土并不好，板結得厲害，種不了莊稼，村民一度意見很大，村干部多次協(xié)調才解決。
歷經3年多的治理，銅坑小溪達到地表水環(huán)境質量Ⅲ類標準，受污染土壤也達到項目驗收標準，然后把土地交給群眾耕作。 陸啟善說，現在他家里3畝地種上了玉米，還有一點水稻。玉米畝產500斤左右，按目前市場價1元/斤，年收入大概1500元。
但污染造成的陰影還籠罩在村民的心頭。“修復后的土壤肥力依然很‘瘦’，種莊稼產量不高。”陸啟善說，雖然溪里有小魚，岸邊能見到青苔，但村民們還是不敢用溪水灌溉，也不敢給牲畜喝。期盼政府規(guī)劃建設水渠能快點動工，引來山泉水心里才踏實。
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環(huán)保廳重金屬處處長韋杰宏說，全區(qū)重度和中度土壤重金屬污染治理面積分別約占全國的10%和9.6%，治理修復資金缺口巨大。一些工程措施治理重度污染農田成本達3萬元/畝，當地難以支撐配套資金，建議國家對土壤重點污染地區(qū)適度傾斜，并出臺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治理的激勵政策和措施。同時，要加大土壤污染防治技術的基礎研究，降低處置成本。
還有基層干部反映，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治理修復需要休耕，國家層面應給予適當補貼。
修復標準未明：
“治到什么程度”誰說了算
土壤污染的危害雖不及大氣污染、水污染顯性，但污染一旦形成幾乎不可逆，且將進入食物鏈中循環(huán)，用“隱形殺手”形容毫不為過。我國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工作在國際上起步雖晚，但近10年來，一些先試先行的修復區(qū)也取得了初步成果，部分農用地重新有了綠意。土壤污染治理“治到什么程度”才算是達標呢？這樣的困惑縈繞在很多土壤污染修復先試先行區(qū)。
山東晉煤明升達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山東省寧陽縣，前身是一家化肥廠，至今已生產50年。由于早期技術瓶頸，企業(yè)常年生產合成氨存在的滲漏造成了場地污染，砷和苯類物質含量超標。
“2013年起我們開始籌劃遷移至當地化工工業(yè)園區(qū)。原有場地全部納入城區(qū)規(guī)劃，將來變更為商住開發(fā)用地。”企業(yè)工作人員王寧介紹，考慮到遺留污染問題，企業(yè)在2015年進行了污染調查，并上報上級部門立項審批。
在已完全封閉起來的一期工程地塊，《經濟參考報》記者看到，治理前后的污染土壤用肉眼看上去幾無差別，但治理后的土壤種上草苗可正常生長，種上草苗的目的是為了顯示土壤可以生長植物。
這一工地現場被劃分為污染土壤采挖區(qū)、土壤暫存區(qū)、修復作業(yè)區(qū)、養(yǎng)護檢測區(qū)等。“采挖污染土壤在暫存區(qū)采集數據后再運輸至修復作業(yè)區(qū)進行復檢和預處理，通過大型自動設備均勻添加修復藥劑，經過20天到30天控制條件堆放養(yǎng)護，每過48小時采樣監(jiān)測污染物含量，未達標的土壤返回設備重新處理，達標土壤按批次運輸回填。”企業(yè)安全總監(jiān)李衛(wèi)東向記者介紹。
但是，修復后可以長草的土地就是安全的嗎？土壤修復的標準值到底是如何確定的？企業(yè)有關負責人向記者介紹一個相當“燒腦”的土壤修復目標確定過程。
由于未來用地類型已經確定，企業(yè)根據風險報告結果，將報告計算所得土壤修復風險控制值與《場地土壤環(huán)境風險評價篩選值》住宅用地方式下的土壤環(huán)境風險篩選值、展覽會用地土壤環(huán)境質量評價標準（暫行）A級標準、《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篩選指導值》（二次征求意見稿）中住宅敏感用地方式的土壤污染風險篩選值進行對比，綜合對比單一污染物的目標修復值。
風險控制值、風險篩選指導值、評價篩選值、目標修復值……多個專業(yè)術語名稱讓人難以分辨。這家企業(yè)遇到的是我國目前土壤修復存在的一個共性問題：修復標準未明。
“土壤修復治理到什么程度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真空’問題?，F在有土壤污染防控的標準，有土壤污染的判定標準，有修復治理的技術標準，卻沒有一個明確的、治理到什么程度即為達標的標準。過去有些治理是過度治理和不充分治理，這都是有問題的。”青島農業(yè)大學資源與環(huán)境學院副院長王凱榮說。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即使是讓人眼花繚亂的各種數值，也絲毫沒有阻擋現如今各種土壤修復工程實施的順利完成。
記者采訪發(fā)現，土壤污染修復的實踐中，多是由甲方建設單位委托專家進行評審，根據污染狀況和修復后的不同用途評定一個健康風險安全系數，倒推出具體的土壤污染極限值。
“用這一方法，評估采用的篩選因子和篩選值具有不確定性，將會導致修復值差別較大。業(yè)內人士建議，研究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適用于不同用地的修復標準體系，指導土壤修復工作開展。”山東省環(huán)保廳固廢土壤處處長吳松民認為。
“有關部門應該盡快根據土壤下一步利用方式來確定治理的標準，不同的用地方式、地形地貌水文地質條件都會影響修復的標準，也就是不能完全按照國家的標準，必須出臺地方標準。”王凱榮表示。
企業(yè)治理污染遇尷尬：
“垃圾堆里淘金”犯了難
從環(huán)境污染治理的客觀需求上看，中國土壤修復市場潛力巨大。而修復后的土地如何利用，近年來也成為諸多土壤污染修復示范區(qū)的關注焦點。
江西嘉禾落羽杉農業(yè)開發(fā)有限公司成為第一批吃螃蟹的企業(yè)。2012年底，企業(yè)負責人朱斌來到江西貴溪，打算利用這里修復好的1000畝污染地種植耐受型苗木。
上世紀80年代，貴溪市九牛崗一帶集中了數家大中型企業(yè)，因受早期生產技術制約而排放的“三廢”累積，對周邊環(huán)境造成破壞。附近村民的地里，開始還有收成，后來漸漸賣不到種子錢，最后土壤板結到寸草不生。
九牛崗土壤修復項目2010年被列入國家重金屬污染防治示范項目。當地政府在督促企業(yè)降低生產過程中“三廢”排放的同時，對重災區(qū)村民實施了整體搬遷，由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負責對污染土壤進行修復，并引進相關企業(yè)合理利用修復后土地。
根據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采樣分析，這里土壤中銅、鎘等重金屬超標，其中重度污染面積2075.6畝，中度污染面積271.7畝，輕度污染面積692.9畝。
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周靜介紹，九牛崗土壤修復項目率先在全國提出了分級治理、“邊修復、邊生產、邊收益”的模式，將污染土壤分為3類，制定不同的修復標準：重度污染區(qū)改變種植結構，實現植被蓋度達85%以上；中度污染區(qū)考慮一定的經濟價值，種植纖維、觀賞或經濟林木等植物；輕度污染區(qū)修復后，實現水稻等糧食作物達到食用標準。
朱斌的企業(yè)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與當地政府簽下了協(xié)議。根據協(xié)議，企業(yè)承包下中度污染區(qū)1000畝土地的10年經營權；其中，前5年免租，后5年政府和企業(yè)各承擔一半租金。
“我們看中的是這里的土地免租政策，想在‘垃圾堆’上‘淘金’，預計5年回報。”朱斌說，如今他十分后悔這一決策，有種“青蛙掉水井”的感受，15年都難回報。
朱斌告訴記者，落羽杉是一種適應性很強、抗污染的造林綠化樹種，能夠在污染地上生長，但生長速度卻遠低于預估。“外面三年胸徑能增長6公分，這里六年才增長7公分。我們栽種的雖然是精品樹種，但因為種植在污染地上，樹的品相被生生降低了一個等級。”
苗木的生長周期幾乎被翻倍，出圃時間也隨之延長，這對于流動資金并不充裕的苗木企業(yè)來說是一種打擊。“至今已累計投資近兩千萬元，主要是采購樹苗和人工費方面。”
朱斌介紹說，這里環(huán)境有一定污染，樹苗的成活率不高。“除了落羽杉，我們當時還種了廣玉蘭，最開始有2700棵，現在只剩下30來棵。先后補過三次苗，僅補苗的直接損失就在400萬元左右。目前苗木出圃獲利只有40萬元左右。”
逐年增長的人工費也成為企業(yè)的負擔。比如請農民種樹除草，第一年是70元一天，如今要130元一天。朱斌向記者展示了若干張農民工資欠條，均需要在今年底前還清，累計金額逾十萬元。
同時，記者也注意到，在江西嘉禾落羽杉農業(yè)開發(fā)有限公司的銀行賬目上，截至今年4月底，企業(yè)賬戶結余僅為42673元。
“我們找過林業(yè)、環(huán)保等部門，答復是沒有相應的補貼政策。因苗木屬于流動資產，土地也是租賃的，企業(yè)不能從銀行貸到款。”朱斌說，自己很擔心撐不到下一批苗木出圃。因為從今年開始，企業(yè)要承擔一半的地租費用，按畝產稻谷的市值來計算。
貴溪市環(huán)保局局長黃貴鳳對此也很無奈。“土壤污染治理的國家補貼基本集中在修復環(huán)節(jié)，農藝管理環(huán)節(jié)無法計算受益情況，從而無法補助。”黃貴鳳建議，在補貼政策上適當引導，幫助土壤污染治理市場形成“誰貢獻誰受益”的良性循環(huá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