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唐·吉訶德”?他的“敵人”僅僅是風車?他是崔永元，是“惡人”，他站了出來，以名人身份，站在無名高地。

崔永元

撰文：白筱

來源：《中國慈善家》2015年1月刊，原文標題《“惡人”崔永元》

“想挑釁，我告訴你我不怕，來吧!不用試探火力了，直接來吧!”

從央視辭了職，沒了束縛，崔永元的火藥味愈濃，他告訴《中國慈善家》，面對人心之惡，他要反擊。

近兩年，崔永元一再成為網絡爭論的主角，他是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在公益引起的紛爭中，面對“質疑”裹挾而來的“謾罵”與“攻擊”，那個“鄰居大媽的兒子”——反往昔的平和、親切，他開火了，他激烈、粗糙，他惡語相向。

他不想“低聲下氣”地做公益，他認為要“理直氣壯”，他站了出來，或有戲謔地對公益同行說，“以后你們的慈善遇到危機的時候，你們覺得自己真的沒問題，你們就在網上艾特我，我來辦他們。”

崔永元說他沒有做英雄的主觀意愿，他要做的是“惡人”。

“總得有一個人放下身段當‘惡人’，這個人就是崔永元，他是打不垮的。”

“ 崔永元就是這個德性”

“我跟你有不同的觀點……”對于崔永元調查“轉基因”紀錄片的可靠性，楊瀾表示懷疑。

“你就是被‘方舟子們’洗腦了。”崔永元說。

“2014中國慈善名人榜”發(fā)布會開始前，崔永元與楊瀾老友相見，二人在嘉賓休息室進行了一番非正式“辯論”，一個頗優(yōu)雅，一個略急躁。持續(xù)至發(fā)布會開始，楊瀾笑著罷戰(zhàn)，“我不是科學家，我不跟你說這個。”

名人做公益如何應對質疑，嘉賓討論，楊瀾發(fā)言，要菩薩低眉，不忘初心，貴在恒心，要有平常心。“如果把它(公益)理解為自己的信仰或者良知的話，是你的初心和對自己交待的問題，而不是別人理不理解的問題。”

崔永元反對，“我們千萬不要把目前這個狀態(tài)下，在中國做公益慈善做成了自己內心的修煉，做成瑜珈，我覺得這是不行的，這個我覺得你承擔的責任太小了。”他說，每一次發(fā)聲，每一次跟人辯論，都是在普及公益慈善常識。

楊瀾笑著回應，“我同意你的觀點。”

崔永元微笑收兵，“你同意我就不說了。”

出了會場，他對《中國慈善家》說，“你看今天我在現場講話，包括平時我在微博上，已經我覺得越來火藥味越濃了，越來越沖。我覺得效率高，直截了當把自己的想法說清楚就行了。”

中國傳媒大學口述歷史博物館(攝影_張旭)

2007年，崔永元聯合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發(fā)起“崔永元公益基金”，主營項目兩個，“口述歷史”和“愛飛翔鄉(xiāng)村教師培訓”。

“轉基因”槍聲一響，不出意外，崔永元的公益被牽連。方舟子向民政部、北京市民政局、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社會監(jiān)督委員會舉報“崔永元公益基金”涉嫌違法違規(guī)，提出諸多質疑。

一時間，網絡跟隨者眾。

“我就不停地給他解釋，”崔永元說，“解釋十遍還聽不懂，我就說你個‘二逼’別關心這事了，跟你有什么關系啊?”

他不認為自己激烈過頭，因為對方“不是不懂，他就故意讓你出洋相，或者想毀掉你的形象。”他不打算退讓。“我就是裝個小婦人，唯唯諾諾、顫顫巍巍，那些人也不一定饒過我。我跟別人不一樣，他們都不得罪人，我天天得罪人，看不慣的我就說，實話實說已經成了骨子里的一個習慣了。”

崔永元表現雖強硬，但也曾一度悲觀地“不想干了”。他覺得做公益讓他陷入一場“道德綁架”。“我叼個煙斗抽煙，他們說，哎呀崔老師跟斯大林似的。抽煙可有害健康，你看所有人都在夸你。你做公益慈善，他卻說，這傻逼就是作秀。”

這與他理想中的環(huán)境截然相反，“因為你做公益慈善，你的生活質量都降低了，生存質量都降低了，這不應該呀。我們選擇了這么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應該比別人開心一百倍才對呢。”

他說，如果被繼續(xù)潑臟水、污名化，他就換種生活方式——買最好的車，抽最好的煙斗，穿大名牌，天天在街頭閑逛，帶幾個保鏢，哪豪華去哪。

他學新聞，做新聞，料到負面新聞會鋪天蓋地，“我就告訴你，我這樣也不行，我做公益慈善也不行，我是你孫子呀?你總得允許我選擇一種生活方式吧?那你覺得是這樣好還是那樣好?就這么簡單。”

兒戲么?他覺得有意義。“你別看我孩子氣，有一天可能還真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我覺得這就叫教育。”他覺得中國缺乏對全民的公益慈善教育，作為公益人，作為知識分子，他責無旁貸，但他的方式未必溫和。

“我今年52歲了，想變得溫順一點，但是我女兒都上大學了，我還有什么后顧之憂呢?崔永元就是這個德性。”

永源基金會理事馮侖、江南春

“ 忽然覺得不能胡來了”

2001年，崔永元赴日本，在NHK電視臺，他了解到一支“特別采訪組”，專做不播出的采訪，單純記錄、備用;他去早稻田大學，那里口述歷史影像資料館的藏量“比整個中國做得還多”，朋友帶他看了一面墻，中國56個民族的資料都有。崔永元覺得，有些樹應該是給后人種的?；貒?，他跟中央電視臺申請，想在中國做，臺里未支持。

第二年，大病一場的崔永元剛出院，他決定自己做。

他策劃《電影傳奇》，采訪老電影的制作班底，講述拍攝幕后，“口述歷史”自此而來。朋友劉會資助1100萬元，“他是吉林大學中文系畢業(yè)的，是非常有文化的一個商人。”崔永元用這筆錢運作了2年。過程中，《電影傳奇》又產生少量利潤。此后，他得到柳傳志、馮侖、曹德旺、王石等著名企業(yè)家的支持。

馮侖免費提供北京懷柔一處三層樓作為“口述歷史影像資料庫”，柳傳志也免費提供了項目所需的采錄和數據存儲設備。

永源基金會理事孫先紅、王建邦

2011年，自由投資人孫先紅解囊相助。他是蒙牛乳業(yè)創(chuàng)始人之一，也是小肥羊、蒙草抗旱的投資者之一，擅長營銷策劃，曾在中央電視臺廣告部做了七八年顧問，與崔永元有些工作上的接觸。一次聽崔永元講述日本見聞，孫先紅被觸動。他行走“江湖”多年，性情通達豪爽，結交甚廣，打電話給內蒙古包頭市金榮建材裝飾集團董事長劉金杰。“我說，四哥，有這么個事，崔永元你認識不?他說認識，不就是得抑郁癥那個?哎呀!當時把我弄得很尷尬，因為我那個電話掛個免提的，崔老師就在那兒。崔老師就開玩笑，說，沒事，我受得了，我好了。”孫先紅告訴《中國慈善家》。

永源基金會理事劉金杰、董鋒

“我跟孫先紅老師既是老鄉(xiāng)，又是哥們，同時他也是我的偶像。”劉金杰看重崔永元的名譽，跟名人共事，他也覺得很榮幸，但他不懂什么是“口述歷史”，經過一番猶豫，錢還是捐了。孫先紅告訴他，“這一輩子你花的最值得的錢，也許就這200萬。因為有些錢花完了，歷史上沒有痕跡，而這個將永遠留在歷史中。”

經由孫先紅介紹，北京蒙牛宏達乳制品公司總經理王建邦、金火集團董事長杜海軍、北京慧聰國際資訊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凡生、分眾傳媒集團董事長江南春等人也先后捐資支持。

永源基金會理事郭凡生、王振耀

王振耀，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他和崔永元是老朋友，剛辭去民政部慈善司司長職務時，崔永元為他錄制過一期節(jié)目。永源基金會注冊，王振耀牽線搭橋，從提交申請到獲批，只用了半年。

2013年6月25日，北京永源公益基金會成立，崔永元任理事長，孫先紅任副理事長?，F有理事10人，多數為前期提供支持的企業(yè)家。

“成立的那天，我就覺得自己忽然變成一個職業(yè)做公益慈善的人，特別高興。”他想做專業(yè)化治理的樣板。“我們是北京市第一家無上級主管單位的公募基金會，我覺得它在一定意義上有一個標桿的意思，你要做不好，可能別人將來批起來都困難。”

做成“樣板”，少不了有效的監(jiān)督機制，永源基金會設置了兩位獨立的監(jiān)事。

永源基金會監(jiān)事岳成、吳衛(wèi)軍

法務監(jiān)事是岳成，岳成律師事務所創(chuàng)始人，也是百余家政府機關、社會團體、大型企事業(yè)單位、新聞機構的常年法律顧問。他跟崔永元早有淵源，曾作為原告代理律師，幫崔永元打贏了一場侵權官司，崔永元看中他“打官司不靠關系”。

財務監(jiān)事是吳衛(wèi)軍，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北京首席合伙人。在普華永道，吳衛(wèi)軍專門負責金融企業(yè)審計和管理咨詢，從業(yè)經歷逾25年。在普華永道紐約、倫敦、香港工作過，他帶來的是國際化的機構治理經驗。在永源基金會，他要確保財務合法、信息透明，最重要的—反舞弊。

吳衛(wèi)軍覺得，永源基金會絕大多數理事缺少借基金會牟利的動機，他加入時，崔永元對他進行了業(yè)務考核，此后，崔永元成為他最主要的監(jiān)督和考核對象。

“設置律師與會計師作為監(jiān)事，是因為這兩個領域專業(yè)性很強，更講規(guī)則，目的就是制衡。”永源基金會秘書長李國武說。

“有了基金會這個機構以后，我覺得對我的最大的益處就是，忽然覺得你不能胡來了。”崔永元告訴《中國慈善家》。

永源基金會秘書長李國武

“ 我能接受”

自由投資人、理事董峰說，他并不認為崔永元是一個善于接受他人意見的人。“那天我送他到酒店的時候，他下車也沒跟我打招呼，很生氣地就走了。急赤白臉的，就誰也不理誰了。”

爭吵源于兩本小人書。

崔永元可能是最有名的“連友”，他收藏有海量連環(huán)畫。他的一個上海朋友也收集彩色精裝封面小人書，“好像一共是30幾套，就差兩套。”董峰說，湊巧，另一個上海“連友”剛好有這兩套。需求即是價值，小人書漲價了，非常貴。“欲望會給我們帶來一種煩惱，在我的概念里，這兩本我就不要了，可能在崔老師看來，作為‘連友’，就覺得一定得要。”話題上升到了“欲望管理”層面，為了別人的事，他們互相撂了臉子，第二天見面又煙消云散。

崔永元發(fā)起“我的長征”是在2006年，他帶隊，董峰是他的“戰(zhàn)友”。董峰覺得崔永元更習慣做主，“但是，有一條，他有這個意識，他覺得聽取別人意見是一個好方法。”

遺憾的是，理智并非時時都在。

永源基金會甫一成立，崔永元說，“本基金會犯錯誤的可能性是100%，為了不犯錯和減少犯錯，本基金會最大限度地公開和透明，歡迎監(jiān)督，允許質疑，并為監(jiān)督提供盡可能的方便。”

王振耀提醒過他，透明要在法律框架內進行，他不服氣。

“裸體都行，沒往自己兜里貪，有什么可怕的?”崔永元說，“其他理事都挺欣賞我這種性格，我自己也欣賞我這種性格。”

“受欣賞的性格”惹來了麻煩。

崔永元專項基金曾一度遭受質疑，一位員工反復向捐款人溝通解釋，包括整個春節(jié)在內，2個月，哭了很多次。“為什么做公益要受這么大的委屈?”崔永元看不過去，一拍腦袋，“基金會獎勵你10萬塊錢，定下來了。”

“不行!沒這筆錢(預算)。”李國武對他說，這樣做不合法，也不合基金會程序。

拍了腦門，放了話，10萬塊還是要給的，崔永元刷了自己的銀行卡。“挺心疼的。”

“疼痛”讓他學著謹慎行事。“現在就學會了，有什么事，跟國武商量商量，按照咱們基金會定的這個規(guī)矩，按照咱們的章程，我現在想做的這件事能不能做?能做的那我們就做，連擦邊球都不要打，不能做，要不然自己做，要不然把它停下來，要不然下次理事會把它正式提出來。”

“提出來”，遇到的也可能是紅燈。

2014年12月10日，永源基金會一屆三次理事會上，崔永元向董事會提議，將“大病救助”納入基金會業(yè)務范疇。所謂大病救助，即是救重疾者于將死，2014年，崔永元自己募款救了5條人命。

“這個基金會和其他基金會不一樣，它有個人品牌在里面，像個家族企業(yè)。”監(jiān)事吳衛(wèi)軍要避免“家長制”出現，用治理機制跟崔永元說“No”。

會議認為，大病救助非永源基金會擅長領域，予以否決。吳衛(wèi)軍提出，身為永源基金會理事長，崔永元分散過多精力到其他領域，不妥當，鼓勵他專注于本基金會的項目。

提議遭否決，崔永元表現很溫和，或許是失落，無論如何，他微笑著，“我能接受。”

幾天后，再次見面，崔永元告訴《中國慈善家》，他并不失落，還很高興，理事共同決策，把風險降低到最低，“體制上是特別好的事。”

中國傳媒大學口述歷史博物館里的藏品(攝影_張旭)

“ 我肯定投反對票”

制衡機制避免了“家族制”，同時，被困住的還有崔永元把控項目方向的主動權。崔永元拒絕將“口述歷史”快速產品化，在這一點上，他與很多理事有分歧。

“比如我們做一個片子，《我的抗戰(zhàn)》，我們覺得很好，可能還能得紀錄片獎，但是可能會有很多人再不接受我們的采訪了，因為他覺得你觀點先行。”崔永元說。他本來有兩個團隊，一個做采訪收集，另一個做產品，為了純粹，他將后者解散了。

從央視辭職后，他在中國傳媒大學開了一門“口述歷史研究”的選修課。雖然被質疑沒有講課證，課停了，但他還是教授。在基金會決策層，從技術和學術角度研究“口述歷史”的只他一人，形單影只。然而，投票的日子或許正在逼近。

2014年，永源基金會實際募款額只達到計劃的一半，理事會必須考慮供血問題。

公眾缺乏對“口述歷史”的認知，他們看不到產品，如果不作出調整，想以公眾募款支撐項目運作，恐怕是癡人說夢。

理事王建邦提到不分紅的社會企業(yè)，崔永元將這個名詞記到了紙上，他覺得新鮮。

孫先紅人在美國，委托人發(fā)言講解PPT，其中提及可以股捐，將企業(yè)與基金會綁定，持續(xù)供血。崔永元未等監(jiān)事發(fā)言，先問，“這個現在法律上有問題么?”“這個企業(yè)要垮了呢?”“如果這個企業(yè)出事兒了怎么辦?”

有理事提出，應擴大基金會影響力，一來讓理事收獲無形資產，二來讓基金會逐步實現“自我造血”，方式則是“口述歷史”產品化。比如，制作“改革開放杰出企業(yè)家口述史”。

“我們做了，已經做了。”會上，談到“口述歷史”產品化，崔永元開始沉默，且愈顯疲憊。他的話沒說全，做是做了，記錄并整理而已，他似乎并沒有要制作播出的打算。

接受本刊專訪時，他說，“你看那天我也沒有表態(tài)，我想我尊重理事會的決定，但是要投票，我肯定投反對票。”他說如果輸了，那就只能試著去做，只是他要去跟制作團隊商量，不要傷害“口述歷史”，不要功利，不要為了做一個好片子，損失了形象。

理事會那天，議程過了大半，他在紙上寫了幾個字，讓助理遞給授權主持會議的秘書長李國武。會議結束時，《中國慈善家》記者找到那張紙，上面寫著“留下參觀時間?”

中國傳媒大學口述歷史博物館(攝影_張旭)

崔永元是“口述歷史博物館”的主要講解人，博物館近9000平米，分主題展出各種相關史料、實物、圖片，包括電影館、連環(huán)畫館、書畫館、戰(zhàn)爭館等，甚至將老電影導演家里的房間做了復原。現在，可參觀的場館大致講一遍需要2個小時，2015年1月1日，這里對外開放，“未來還會給學生用來自習、上課、談戀愛。”

崔永元走在前頭，疲憊之色漸消，話也多起來。“這里可能不是最好的博物館，但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自習室。”

工作人員的桌子上放著厚厚的一大本采訪名單，上寫著“采訪嘉賓信息明細”。崔永元讓其在電腦上隨便打開一段視頻，一位侵華日軍老兵正在回憶。類似的受訪者有4000多人，平均年齡超過85歲，如今約一半的人已去世。采訪視頻以多種介質儲存，盒上寫著編號。

他計劃找到中國大陸、臺灣及美國的機構，合力做一套電子索引系統(tǒng)，可以檢索到照片上的文字、時間、人物、環(huán)境和視頻中的某一句話及對應畫面。所有素材都要人工進行精細的學術化處理。崔永元說自己是“完美主義者”，他想達到的標準，全世界還沒有，他積累并努力了十幾年，如今，剛剛建立初級模板，他說“很狼狽”。

隨著崔永元的介紹，贊嘆聲不絕，在確認參觀者被這些學術化的數據震撼到之后，崔永元說，“剛剛(理事會上)有些理事提出，可以做個30年的經歷，采訪完了馬上播出，我們??哭笑不得。做片子、掙錢，我們生下來基本就干這事，但是，不能影響正事。”

監(jiān)事吳衛(wèi)軍說，“口述歷史”全盤商業(yè)化，他反對，但也不能純粹采集存儲，他提出將項目分開，一面做大眾產品，自我造血，擴大影響力;一面堅持純粹的、公益的“口述歷史”收集。

崔永元對此并不樂觀，“他們沒直接做過紀錄片，還是有點合理想象，覺得因為這是稀缺資料，可能社會需要得不行，你看現在網上電視上都是什么節(jié)目啊，這些東西是沒有什么商業(yè)價值的。你沒辦法跟那些娛樂節(jié)目比。”

如果社會企業(yè)或股捐的方案可行，崔永元的反對票或許根本不用投，又或許，投了也沒用。好在吳衛(wèi)軍已經建議，補充“口述歷史”方面的專業(yè)人員擔任理事或監(jiān)事。

崔永元與鄉(xiāng)村教師及志愿者合影。

“ 做事還是挺膽小的”

崔永元的父親曾是團政委，三次負傷。他從小在部隊大院長大，院里七十多個孩子，大致平均分兩派，憑借“小恩小惠輔以政治思想工作”，他成為一派的頭頭。“你一定得想辦法混到這里面的那個頭，你就能制定規(guī)則，如果你就是一個跟著玩的，你就只能尊重人家的規(guī)則。”

崔永元覺得，永源基金會要成為標桿，才有機會去改變一些事情，他不想隨波逐流。

基金會剛成立時，可以有3億進賬，他沒要。“說實在話，你想貪，你想放在自己兜里，你想拆東墻補西墻，你想不認真，有多少錢你都能花出去。” 按規(guī)定，公募基金會每年要支出上一年總募款額的70%，他知道，依法合規(guī)地花錢很難，他有一個新思路，“預算式”募款，按計劃，花多少，募多少，“上浮個5%或者10%就行了”。他說這是他的“發(fā)明”。

崔永元說，“我有時候說話很理直氣壯，但是做事還是挺膽小的，挺謹小慎微的，我覺得這樣可能不大容易出事。”

“你要打擦邊球，可不可以打?可以打，比如說從業(yè)的人員收入不高，承受的工作壓力卻不小于商業(yè)公司，你拿什么東西平衡?我們可以變著法地做一些補貼，但是在永源基金會沒有，所有捐贈品的進出都有詳細的清單。”李國武說。

不久前，捐方給“愛飛翔”項目的鄉(xiāng)村教師每人一部手機，發(fā)放過程中丟了5部，因為參與的都是志愿者，無法查清責任人，也無法形成負責機制，只能由基金會的項目負責人按價賠償。5部手機，4000元錢，一個月工資沒了。

這是崔永元想解決的問題之一，他認為，中國做公益都在“燒年輕人的熱血”，這不夠先進。他希望公益從業(yè)者的收入都達到“中產階級”水平，甚至更高，對他們，也不再是道德層面的要求，而是職業(yè)要求。

基金會成立以來，他沒有對任何員工提出過“特別嚴厲的要求”或者有過些許“指責”。“實際他是特別好的一個人，也是特別簡單的一個人，如果你都坦誠相見，就會跟他相安無事，如果你跟他耍心眼、玩陰的、玩壞的，他加倍還給你。”李國武說。

2012年年初，中國傳媒大學與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及口述歷史博物館，“口述歷史”項目的執(zhí)行團隊歸為傳媒大學下屬的二級單位——“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名字雖與崔永元有關，但他卻不在其中擔任任何職務。如今，項目具體操作層面的事他也已經不再干涉，時間多了，他去東方衛(wèi)視做了一檔名為《東方眼》的新聞解讀類節(jié)目，以最“笨”的方式創(chuàng)新。

崔永元在不斷進化，更精準一點，或許是“自我革新”。

他胸前常掛一錦囊，囊中之物是一副老花鏡，用來看書讀報。接受采訪的前夜，他睡得比較早。“三點之前，我看完了兩本書，翻了大概20多本雜志。”

他說他學習、結交好的朋友，他總在思考，想明白了，就去做。他說他至今還非常不穩(wěn)定，不穩(wěn)定才是他的常態(tài)，他希望每個階段都是真實的自己。

理事會結束當晚，在基金會的小食堂吃了飯，崔永元坐著跟大家閑聊，七八個人將他圍在中間，他很放松，一臉標志性“崔氏壞笑”，抖著“包袱”。“有天我進來發(fā)現，從《實話實說》到《謝天謝地你來了》，都有人在這吃飯，他們也不知道我忽然進來了，然后每個人都說，哦，來看看‘口述歷史’，我說你們不用找理由，同事一場，你們還敢到這來吃飯，就證明我這人還不錯。”